燕台一去客心惊:读陈福民先生《北纬四十度》

作为一名旅行爱好者，每次旅途中，我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研究路线。我的研究路线并不仅仅停留在导航规划由起点到终点的路径。事实上，每次长距离出行，我都会因现代公路所串联起来的空间感兴趣，并且推及在此空间上所衍生的时间，以至于顾老师每每看我长时间对着手机地图不知道我究竟在关心什么。由此，当《北纬四十度》开篇以G6切入，细致描述了高速公路的起讫和重要途经点，“然后从临河这里几乎拐了一个直角弯沿黄河南下，经过磴口、乌海等地再向西……这个走向，正好是因黄河流向而形成的著名的河套地区”，蓦然间就勾起了我内心的亲切感，拉进了和作者的距离。曾经对我说“秋凉，有机会一起自驾到内蒙转一圈，那才是真舒服”的福民先生的形象似乎在一瞬间跃然纸上。而当读完全书，我真切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对我提出这尚未成行的邀约。

说来惭愧，我与福民先生是神交，未曾谋面。机缘凑巧，在移动互联网和网红们崛起之前，我这个完全的外行人是国内互联网上极少数还算凑合的后期处理讲师。某天偶然收到福民先生关于摄影方面问题的邮件，由此相识。此次收到福民先生赠书，打开封面映入眼帘的是隽永的题字，并且在印章上细心地盖上了一张薄薄的宣纸。作为在文学名著里泡大的人——坦率地说，外国文学为主——我虽知道福民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文学批评家，曾多次担任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但是面对亲笔签名的扉页，还是不禁感叹，文学博士，行事确与我辈不同。

在文艺的精神诉求和科技的现世功利之间，却有相通的情怀。作者在第一章中以戏谑的口吻说“而赵武灵王同样不出意外，风头完全被‘赵氏孤儿’夺去了。没有观众知道他是谁”。读到这句话，我倒是很想对福民先生说，赵武灵王我却熟得很，因为小学时候《上下五千年》里有一篇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标题的故事，就此记下。但是，直到今天，在阅读完此书以后，我似乎才真正开始理解这段历史的内涵，仿佛从病理学研究深入分子病理学，谈及事物的本源。让我确信与素未谋面的福民先生拥有相同的精神的是在其描述吕后回应冒顿单于不敬来信时的这段评论：

“从国家政治与民众和平生存的角度去看，吕后这个隐忍举措，证明她称得上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的一流人物，与现在动辄就喊“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口号对照去看，高下立判。”

所谓见书如晤，大致如此吧。纵观全书，在角角落落里，总偶尔闪现出那些与今日社交媒体的聒噪和偏执大相径庭的智慧，由古及今，却又恰到好处地点到即止，张弛之度，跃然纸面。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建立一代霸业开始，作者围绕北纬四十度这条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地理分界线，自两汉与匈奴的胶着，到安禄山渔阳兵变，直至明英宗土木被俘，在四百多页的篇幅里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多民族竞争与交融的厚重历史不着边际地一笔带过，在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意中，留下对于沧桑变迁的感慨与沉思。在我过去阅读历史书籍的时候，经常会有意忽略西夏史、辽史、金史方面的内容，似乎这些少数民族史对于中华民族主线历史的影响微不足道。这当然是某种非理性的“正统”观念所带来的误解。而在福民先生的笔下，沿着北纬四十度线展开的，是对于中华历史影响深刻的进程。以同等的俯瞰视角，站在交界线两边审视历史的进展，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更能获得历史的全貌。

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表达的对于“扭曲、改变已有确切根据的史实去编造自己的小说，并且美其名曰‘文学虚构’”的不满。显然，尽管坦陈自己的写作终归属于文学写作，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通过道听途说的历史故事去敷衍文章，而是以治史的严谨态度来对待“文学”写作。由此，你在书中随处可见原文、引文，并且感受到作者论述历史事实的客观和谨严。对于我这类已经没有精力去读二十四史的读者，甚至可以通过本书去获得关于中华民族边界历史的概貌，并且相信不会被带偏到远离事实的地方去。

然而，本书终归是文学写作。在我还经常阅读文学书籍的年岁里，就总结了文学作品，尤其是纯文学作品有别于其他写作的一些特征。其中，反复和自然运用倒叙与插叙是区分文学写作与其他类型写作的一个重要标准。优秀的作家总是能够炉火纯青地将一个故事自然而然地切割成不同时间点，并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串联起这些打碎的时间线。在这方面，川端康成是我所熟悉的代表。“走火入魔”者，便如威廉·福克纳和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游戏。

这本书你读起来会觉得饶有趣味、不感枯燥，并且体会到文字的魅力。福民先生在叙事过程中自然的插入、倒叙和评论，起承转合，前因后果，在代入性的文字、略带启迪性的思考和恰到好处的诙谐之间，在对文言引文的诠释与忽略之间，逐渐打开历史的画卷，不带一丝痕迹。

然而，我最佩服的还是福民先生在极具艺术性的文学语言和谨严的治史精神之后所展现的客观精神，或者说以艺术化的语言说出的那些“大实话”和“大白话”。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家喻户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对于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者评价说：

“以往说到这首诗，诗评家的代入感很强，解释的角度基本是说诗人在批评政治不清明，并谴责朝廷不爱惜人才……古人若是真这么想倒也罢了，问题是当今的解读一如既往屈从于这个套路，人云亦云，论见识和境界有时还不如古人通透……如果真了解到幽州的地理状况及其地方政治经济问题，就会知道陈子昂写出这样的诗句一点都不奇怪，他用‘怆然’而不是‘慨然’‘凄然’‘凛然’或者什么然去形容自己的心情，是相当精准的。”

依照福民先生的大白话，“由于地理关系，幽州地处帝国偏远的东北角，胡汉混杂，经济艰难，民情汹汹，风物萧索”。所以，陈子昂之所以这么说，就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你跑到荒无人烟的偏远戈壁滩，身后所及只有经济落后的村镇，这就是你的真实感受。正是福民先生融入历史地理观念的论述，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以岑参和高适为代表的“边关诗派”咏怀的历史背景。而当你考虑到当年如此萧索的燕京在一千余年后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繁华的首都经济圈，应该也会心生不亚于当年陈子昂“怆然”的“慨然”。

在大量史料支撑的旁征博引和结构严密的文学语言中点出历史的内蕴并启发今人的思考，将北纬四十度线从纷繁的历史长河中提炼出来，并用平实的现代话语解构了历史的逻辑和教训，读完以后会有一种在语言日益快餐化的现代穿越到诗词鼎盛的唐宋时代的错觉，心中积淀的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在本文最后，我想以福民先生对围绕北纬四十度线宋金对垒的一段精彩评论作为结尾：

“我小时候看这些故事很疑惑，大宋这边忠臣良将铁血丹心武艺绝伦，按理说应该是必胜的一方，然而总打不过别人，看到故事结尾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有奸臣小人在作祟，于是发誓长大了要将那些奸臣小人斩尽杀绝。待到心智稍成熟些，乃知这并不是历史事实。尽管可以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良好的人民愿望加以谅解，但如果无视沉痛、惨痛和复杂的历史事实，用一种主观化、游戏化与个人好恶的立场为尺度去书写，非但据真相越来越远，甚至还有自我麻醉之精神胜利法的嫌疑……‘自宋以来’是个很沉痛且漫长的表述，绝非潘仁美 vs 杨继业或者秦桧 vs 岳飞那么简单……”

历史诚不我欺也！如果要我给作者提一个意见，那么我希望再版时能够配上福民先生纵横北纬四十度线的更多大片，最好是彩色的，不然如何彰显我的工作价值呢！